儘管美國總統的影響力確實很大，但政府架構中的正式與非正式制衡機制仍然很重要，投資者不應讓選舉的噪音妨礙穩健的投資組合管理。
26.08.24
Kelly Bogdanova全球投資組合顧問委員會的觀點
一場史無前例的旋風式事件顛覆了美國大選，為總統競選注入了比往常更大的噪音。雖然兩位主要候選人提出截然不同的願景，但美國的三權分立意味著下一任總統不太可能一舉將國家帶向截然不同的方向。在美國大選及對投資影響的系列文章中的第 2 篇，我們認為，聯邦政府結構中的制衡機制，在國家極度兩極化的今天仍然適用。
副總統賀錦禮（Kamala Harris）和前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在一系列問題上有著截然不同的觀點，包括那些與經濟和股市有關或無關的問題。
賀錦禮和特朗普在選擇副總統候選人上，都加倍強調了自己的意識形態。民主黨方面的明尼蘇達州州長華茲（Tim Walz），以及共和黨方面的俄亥俄州參議員萬斯（JD Vance），各自被選為副總統候選人，是為了吸引中西部上游搖擺州以及居住在大都會區以外的選民，但兩人在許多問題上意見不一，但各自與兩黨競選搭檔的配合上步調一致。
無論民主黨與共和黨的政策有何差異，我們認為，投資者需要考慮的重點是，勝出團隊的承諾通常只有一部分得以兌現，而且這些承諾往往被淡化。
以下是美國總統權力並非無限的主要原因。我們認為，在美國這個嚴重分裂的時期，這些「防線」更加適用。
您可以說我們是老古董，但我們仍然相信，美國憲法中由創始人編製的制衡機 制，特別是三權分立（行政、立法和司法），對每個部門和每個人，包括總統，都有約束力。
司法機關對總統的行政命令—執行法律和管理行政機關（包括聯邦機構）資源的指令—起著重要的制衡作用。例如，前總統奧巴馬和特朗普被聯邦法院駁回他們頗具爭議的移民行政命令時（兩者的目標截然相反），就深刻地認識到這一點。
總的來說，我們認為美國繁瑣費力的法律制訂過程，對金融市場和投資組合而言是正面的。
法律制訂由國會兩院共同分擔，但也涉及總統，總統的責任是將國會立法簽署為法律或予以否決。總統政府官員經常與國會協商重要的立法細節，並提出具體條文。
在我們看來，這個制度在新總統任期內扮演「投資者安全閥」的角色，拖延或減少政策變更。有時，這會延遲急需的改革，但也會大幅降低某位總統或國會一舉將國家帶向截然不同方向的可能性。
當總統在參議院中沒有「防止阻撓議事」的過半數優勢時，這種情況尤其重要。「過半數」是指100名議員中的60名議員同意推動立法。根據最近的民意調查，無論哪個政黨贏得參議院，「阻撓議事」情況在本次選舉中出現的機會都不大。
在 2020 年競選季期間，一些參議員和政治觀察家曾表示，多數黨有可能在未來阻止或限制「阻撓議事」規則；現行規則和相關程序是參議員之間由來已久的協議，並非憲法規定。我們認為，無論哪個政黨決定終止或大幅修改「阻撓議 事」規則，都會在下一次反對黨控制參議院時自食其果。
所謂的 「行政邦」— 在聯邦政府行政機構長期服務的官員 — 比通常認為的更具影響力。
最高法院最近推翻雪佛龍 (Chevron) 訴自然資源保護委員會案的判決，可能會在某種程度上限制機構的權力，並將權力回歸司法機關，特別是在詮釋含糊不清的法律方面。然而，這項里程碑式的裁決所帶來的影響，還要等到許多不同的法律案件經過法院數年的審理後才能完全確定。
保守派政策組織「傳統基金會」的另一項努力，是在其備受爭議的「2025 計劃」中，尋求大幅控制聯邦機構的權力。雖然特朗普競選團隊最近否定「2025 計劃」，但我們認為部分參與者可能會成為特朗普第 2 屆政府的一員。儘管如此，我們認為短期內實現全面改革機構權力並不現實。為此所做的努力，很可能會招致多起聯邦訴訟，而司法系統也會有發言權。
我們認為，儘管有最高法院的雪佛龍 (Chevron) 裁決，以及 「2025計劃」倡議，但要在短時間內全面改革聯邦機構的權力並不現實。
在正式「行政邦」之外，一些前任官員在華盛頓的影響力比通常理解的要大。 這裡我們指的是前總統內閣成員和退休的聯邦機構首長和副首長；退休將軍、 上 將、其他國家安全官員和資深外交官；一些前眾議院和參議院高層成員；以及前總統和副總統。無論喜歡與否，他們都是華盛頓非正式權力結構和決策過程的一部分。
我們可以爭論這對國家和大部分國民是好是壞。有很多時候我們認為是好的，也有很多時候我們認為是壞的。無論如何，企業的游說努力通常對主要行業的股價有利。
我們還未見過有哪個立法週期或總統任期內，企業和其他利益團體沒有達成至少部分游說目標的情況，而這些目標往往對投資者有利。
例如，在最近兩屆總統任期內，特朗普對中國徵收關稅和奧巴馬的醫療改革（平價醫療法案）等具爭議性的舉措，都是在與企業界的互讓協商中實現的。有時，這些議題造成的市場波動足以壓低標普 500 指數及其他美國主要指數，並震動某些行業，考驗投資者的神經與決心。最後，在滿足企業（也就是股東）利益 的前提下，各方達成了妥協。
我們不會低估企業遊說團體的重要性或創造力。我們認為，以下列出的行業和利益團體在華盛頓特區具有相當的影響力，他們在國會和每屆總統政府中都有重要的影響力，我們認為他們有能力塑造未來的立法和總統指令。
資料來源—RBC 財富管理
在現代，一個政黨長期控制總統和國會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僵局」或 「分治政府」經常出現
從 1900 年到 1952 年，一黨控制白宮和國會兩院的情況出現了 85%。然而，自 1953 年艾森豪威爾宣誓就任總統以來，完全控制白宮和國會兩院的情況只出現了 36%。
近幾十年來，即使有一黨控制，也不會持續很長時間。之前的 5 位總統：克林頓、小布什、奧巴馬、特朗普和拜登，在總統任期的部分時間內，都是在反對黨控制眾議院、參議院或國會兩院的情況下執政的。
「一黨控制」是指由同一政黨控制白宮、眾議院和參議院。「兩黨分治」是指白宮由一個政黨控制，而眾議院或參議院（或兩者）由其他政黨控制。資料來源—RBC 財富管理，國會圖書館、維基百科
當我們深入研究 1953 年開始的分治時期，會發現某些市場表現模式：
但對這一切有一個重要的忠告：這些例子並未包含大量數據，因此並不具「統計意義」。一個大漲年或大跌年都可能顯著改變這些平均值，而且歷史上市場的 大幅波動往往與政黨控制或華盛頓的動態沒有太大關係。
資料來源—RBC 財富管理、彭博，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的數據；基於價格回報（不包括股息）
媒體，無論是主流媒體還是意識形態領域的另類媒體，都擅長提升美國總統選舉的重要性，並放大兩大候選人之間的政策差異。
入住白宮的人當然具有很大的影響力，可以幫助或阻礙國家的經濟發展。然而，許多其他因素也會決定經濟活動和美國資產類別的回報。
我們認為，美國股市受總統建樹和失誤的影響通常比投資者想像的要小。
這是因為政府結構中的正式和非正式制衡機制通常會限制總統實現全部政策目 標，我們認為這一點在美國嚴重兩極化的時期更加適用。從歷史上看，這種制衡往往對股市有利。
此外，正如我們在本報告中所述，商業週期（經濟活動從復甦、穩定增長到衰退再到復甦的自然起伏）、美聯儲的貨幣政策，以及產業創新對股市的影響，往往遠大於選舉結果。緩慢發展的華盛頓特區動態，有時可能會激起很多噪音，但不會影響美國 28 萬億美元的龐大經濟。
我們建議投資者不要讓選舉報導的喧囂，或對選舉結果的興奮或失望，妨礙穩健的投資組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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